本文以一起1800万元个人法律顾问服务费争议为切入，分析调解阶段收费的法律困境与实务出路，提出风险代理计费基础应从“诉讼结果”转向“多元解纷价值”，为企业法务和律师···
一起标的额高达1800万元的法律服务合同纠纷，将个人法律顾问的收费边界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罢了。某知名律所因代理一起跨境股权纠纷，向客户主张后续调解阶段的服务费，而客户则以“调解不属于原合同约定的诉讼服务范围”为由拒绝支付。这起案件历经一审、二审，最终在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阶段达成和解，但其折射出的行业问题远未终结：当纠纷解决方式从“对簿公堂”转向“斡旋调解”，个人法律顾问的收费逻辑是否应当随之调整？收费标准又该如何界定？
案件的核心争议并不复杂。2021年，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张某因与投资人之间的对赌协议纠纷，聘请某律所提供“全程法律顾问服务”，合同约定服务范围包括“诉讼、仲裁及与之相关的法律事务”，收费方式为“基础顾问费加风险代理”。在诉讼程序启动后，双方一度剑拔弩张，但主审法官建议先行调解。律所随即投入大量资源，协助客户在调解阶段与投资方进行了七轮磋商，最终促成和解，为客户挽回经济损失逾2亿元。但是，当律所依据风险代理条款主张1800万元服务费时，客户却提出异议，认为调解并非“诉讼”，不应按原定比例计费。
一审法院认为，调解系诉讼程序中的一环，律所的服务并未超出合同范围，判决客户支付全额费用。二审法院则持不同观点，认为合同虽提及“与之相关”，但风险代理的计费基础应限于“通过判决或裁决获得的胜诉结果”，调解协议属于当事人合意，其法律效果与判决存在本质区别，遂将服务费调整为900万元。案件最终在再审阶段以1200万元和解结案。
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法律圈广泛讨论，在于它触及了个人法律顾问收费制度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盲区：传统收费模式以“诉讼结果”为锚点，而调解的兴起正在改变纠纷解决的价值创造方式。律师在调解中投入的智力劳动、谈判技巧和资源协调，往往不亚于法庭对抗，甚至更为复杂。但是，现行收费指引和行业惯例却未能及时回应这一变化。
从法律层面看，问题根源在于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对风险代理的界定较为笼统，仅规定“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%”，并未细化不同纠纷解决方式的计费标准。各地律协发布的指引虽各有探索，但普遍将调解视为“诉讼的附属程序”，而非独立的服务阶段。这种制度惯性导致律师在调解中的付出难以获得对价，也使得客户在付费时产生“调解不值这个价”的心理落差。
更深层的矛盾在于，个人法律顾问的服务价值正在从“程序代理”向“结果管理”转型。企业法务和创始人需要的不仅是打赢官司，更是以最低成本、最快速度化解危机。调解恰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手段。如果收费制度仍停留在“按程序计费”的旧思维，不仅会挫伤律师参与调解的积极性，更可能迫使当事人放弃效率更高的解纷路径，转而追求“形式上的胜诉判决”。
对企业和法务而言，这起案件提供了三点实务启示。其一，在签订法律顾问合同时，应明确将“调解、和解、谈判”等非诉解纷方式纳入服务范围，并单独约定计费方式，避免事后争议。其二，风险代理的计费基础可以多元化，例如以“实际减损金额”“和解金额与诉讼请求金额之比”等为基数，而非仅以判决结果为准。其三，调解阶段的工作量评估应当前置，通过阶段性成果确认或工时记录等方式，为后续结算提供依据。
对律师同行而言，这起案件提醒我们，个人法律顾问服务的定价逻辑正在重构。调解不是“诉讼的附庸”，而是一种独立且高价值的法律服务。律师应当敢于就调解阶段的专业投入主张合理对价，同时也要通过更精细的合同设计和过程管理，让客户理解“调解省下的时间、商誉和诉讼成本，本身就是服务价值的体现”。
从更宏观的视角看，这起1800万元的争议最终以和解收场，恰恰印证了调解在商事纠纷中的独特优势——它不仅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，也为法律服务收费制度的进化提供了实践样本。当纠纷解决方式日益多元，收费制度也应当从“单一诉讼导向”转向“多元价值导向”。这不仅关乎律师的合理回报，更关乎整个社会解纷资源的优化配置。
法律的终点不是判决，而是秩序的修复。个人法律顾问的价值，既体现在法庭上的雄辩，也体现在调解桌前的斡旋。为这种斡旋定价，需要的不仅是合同条款的完善，更是行业对法律服务本质的重新认知。